与彼得•凡•阿格迈尔对话(2)
Written on 2007年12月22日 | 发送本文 | 打印本文 | 2,273
一次夜间行动之后，士兵杰克逊在嫌疑犯的家中休息。这次行动中两人被捕。© Peter van Agtmael
JC：你和伊拉克人之间有什么交情吗？
PA：没有太多吧。我和伊拉克人之间唯一谈的上就是和我的联系人之间的交情了。他们以年轻人为主，通常是库尔德人(他们通常比较仇视阿拉伯人)或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投机主义分子们，他们在早期理想主义者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支持美军来回到以前的日子。尽管我没有遇见过什么真正支持(gung-ho，这个词太复杂了，大家看这个链接吧)美军的人，不过钱能通神，况且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大部分人都心怀一个美国梦，不过其中的幸运儿却是极少数。我们通常都是通过这一点搭上线的。他们希望一名记者——我——能够有办法帮助他们去美国。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身经百战，勇气可嘉，但是依旧不断的被拒签。
在巴格达的急救室工作期间，我的一位翻译被谋杀了。他在下班离开绿区(Green Zone，巴格达内相对安全的区域)后遭人跟踪暗杀。这使得其他的翻译都要求在绿区内给他们提供一个寄居之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是整个伊拉克境内超出控制的暴力事件上升还是导致翻译们类似的要求越来越多。
我认识的另一位伊拉克人是一位叫做默罕默德(Mohammed)的经常笑眯眯的陆军军官，他统带领一支部队，驻扎在巴格达周边情况最为恶劣的小镇阿米里亚(Amiriyah)。他是一位坚定的无党派人士，勇敢而不鲁莽。我亲眼见证伊拉克副总理要求他在内战期间保持忠诚而遭到了他的直接拒绝。第二天我就同他的美国顾问一道逃到了绿区，传闻内务部的秘密武装人员要把他全家都拖到巴格达的街上去。这样的传闻基本上相当于已经给他判了死刑，而此前他已经有九名亲人因为他的立场而惨遭杀害。我用相机上展示我拍的照片，并且声称我是为一家美国的著名杂志社工作，这位美国顾问看上去有些惊慌失措，不过最后这批秘密武装人员还是离开了。但是接踵而来的更多危机最终还是让默罕默德放弃了自己的职责移居美国。他便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炸弹专家卢卡斯举着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受害者的鞋。这是第一起发生在摩苏尔的类似爆炸事件，导致九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 Peter van Agtmael
JC：我通常会同时阅读欧洲和美国的报刊，并且比较同一杂志的欧洲版和美国版之间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说吧，06年九月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是“失落的阿富汗(Losing Afghanistan)”，而在美国的则是关于安妮•莱伯维茨(Annie Leibovitz) ——从这一点上你可以明显看出编辑们在看待美国民众更应该看什么的问题上所做的取舍。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PA：尽管还是有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提供了诸多对战争的深入报道，但是我对于新闻检查的感受更多的仍是来自媒体而不是军方。我举几个例子吧。
在我第一次完成我在伊拉克的拍摄以后，我在荷兰转机，我在机场随手买了一本著名的某美国刊物。我翻了几页，然后看到了一张我到一起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后现场所拍摄的血腥照片排了一个整页(见上图)。我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并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于是他们也去买了一本。不过当他们在美版的同期刊物中翻到那一页时，却发现是一幅起飞的直升飞机的照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郁闷。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一位英国朋友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另一本美国大刊刊登了我的一幅受伤美军士兵的照片。不过当我兴冲冲的买了同一杂志的美国版时，却发现在同样位置是一幅在黑房间中奔跑的美军士兵。
2007年时，我凭自己的一组名为夜间行动的十二张组照获赢得了荷赛奖。这让我的作品得到了很多见报的机会，在各地纷纷出版，不过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张出现在任何一份美国的报刊杂志上面。为了给自己筹集去伊拉克的路费，我会拍摄一些签约任务。例如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USO Show)，为波士顿马拉松准备的士兵演练，以及拍摄伊拉克南部的马丹人(Marsh Arabs，沼泽阿拉伯人)。这些都是一些很愉快的拍摄项目，不过在我参加“共同行动”的七个月时间里，我仅仅只签了一份关于战争的拍摄计划，而且最终的作品也没有被发表。
尽管有摄影师与媒体或者出版商相处得很愉快，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媒体失望透了。我在阿富汗的片子刚刚第一次以大对页的形式出现在了杂志上，不过那是一本克罗地亚的杂志。
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互联网，这一策略目前来看是很英明的。我最近在ABC新闻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这超过了我此前所有出版过的文章的深度。我觉得，让人们去看看战争留下的疮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通常是被美国媒体所刻意忽略的。
对于我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度过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光，而作为这一切的见证人与记录者，我深深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把这些照片散播开来。尽管摄影作品仅仅只能表达你在当时所处所感的千万分之一，但是这也总好过让这些时刻无声地成为历史的尘埃。只有给公众自己一个了解的机会，事情才可能变得不同。
士兵杰夫•李福乐，医生把他翻过来检查他的背部伤口。一起在他车边发生的自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李福乐重伤。尽管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痛，但是李福乐依旧挂记着与他同车受伤的战友杰夫•福斯、李福乐后被送回美国，现在仍在恢复之中，福斯的伤比较轻，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Peter van Agtmael
JC：迈克尔•梅幸在他的一篇文章，《我们是和谐超人(We Are The Thought Police)》里面谈到：对于战争的报道，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战争进行的状况，不光取决于媒体的控制，也取决于我们想要看的(或者我们能承受的)。“美国人们”，他写到，“并不愿意去面对那些血淋淋的(raw realities)战争画面，他们情愿在脑海里面砌起一堵高墙而将自己自绝于这些现实与影像之外。”如果我们选择自欺欺人，那么当然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PA：谢谢你给我介绍这篇文章。梅幸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不过如果让我带着这样愤世嫉俗的眼光，那么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拍摄下去了。确实如此，如果你到家里周围的报亭去看看，你就会看到那些我们自欺欺人的谎言。看上去一幅片被社会名流，日杂百货以及我们自己面孔包围的祥和气氛。如果我们真的想看一些关于我们身边的世界，关于我们政府决策所带来的后果的直接而真实的新闻报道，有限的几份新闻杂志也就再也不会轻松，而每一份新闻报纸则都会捉襟见肘。
在我第二次去伊拉克之前，我从我外公外婆在纽约的家附近一个卖旧货的老烟枪手上买了一堆越战时期的《生活(Life)》与《时代周刊(Time)》过刊。可能我选择的杂志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越战时期的杂志上依旧有非常多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媒体对于终止当时在越南的非正义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媒体最终出人意料的与自己曾经的光辉岁月背道而驰。毕竟正是经历越战的那一代人发起了今天的伊拉克战争。
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可以看看近些年来的得多。似乎在近些年来，德国上下都变得不再好战。这一切都归结于在二次大战期间士兵，更重要的是平民的大量死伤。尽管我相信美国人能够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只会有极少数的人学会改变。这样一些微小的改变是难以持久的。那些为国家曾经流血的人在下一次战争到来时依旧还是会重新拿起他们的枪杆。我在耶鲁读书，那是政治家的输出地之一，同时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我担心我们这一被人会在一些崇高的理想的名义下犯下更加糟糕的错误。
士兵约西•强普在一起自制炸弹爆炸事件后被送到了巴格达的急救室。强普已经回到了美国接受康复治疗。© Peter van Agtmael
JC：当你回到美国以后，你是否还与那些你参加共同行动时所在小队的士兵们保持联系？如果有的话，他们对你的照片都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PA：我与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时期的很多士兵都保持着联系，并且每周都会和他们通话。通常我们会谈论战争，那些我们不愿与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共同承受的精神负担。有时候，这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的”联系，尽管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这种职业与个人友谊上的界限显得非常模糊。我在国内会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因为我认为找寻那种战争与家庭生活之间那种看不见的联系是一件值得我去做的事情。
我给很多当兵的看过我的作品。他们的评价对于我的作品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做是错的，丧失了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把握，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那些与之相关且可靠的人先看看。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反馈意见，尽管大部分人认为我拍的照片都显得太过消极。我最常被问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靠得这么近去拍摄那些受伤的士兵。当士兵们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他们多半已经在救伤直升机上服用了大量的去痛片(painkiller，我实在不喜欢把这个很酷的词翻译成中文)。我会问问他们是否能够让我拍摄，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他们都是一口答应下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因为那个人他由于一次很不小心的错误差点把自己的大拇指给撕了下来，所以他不想把这件丑事情捅得谁都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几个月后继续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们的康复情况，并且对我说：“谢谢你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情人节，一个女子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在她牺牲在伊拉克的爱人灵前痛苦。她蜷在坟前无声的坐了很久，手中紧紧的握住一把鲜花。很多来这里悼念牺牲士兵们的人们都曾过来试图安慰她，不过她一点反应也没有。直到黄昏时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她依旧紧紧扶坐在墓碑旁直到最后一丝光线褪去。© Peter van Agtmael
当我听到人们以打着保护受伤士兵隐私的旗号而不去发布这些描述事实的照片时，我真的感到很失望。除了一些极个别的例外，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希望把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公众。我想，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我们那虚伪的良心不想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吧。
有时候我真的会对世界感到失望，对自己无能为力去改变现状感到失望。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小说《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中的一句话，“在耶稣基督回归天国之后，这个世界需要百万年的时间来重新恢复次序。”可能我所做的一些在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是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为改变未来贡献力量。
本文应《美国摄影(American Photo)》之约所撰，同时载于此处。
标签: interview, Peter van Agtmael, photographer, photojournalism本文来自Jörg Colberg的博客认真(Conscientious)上的文章《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van Agtmael》，中文翻译及图片使用均经原作者及摄影师授权，请勿转载。请勿将本文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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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啦~圣诞快乐;-)
Merry X`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