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泰德的成功之路

2011年的那个夜晚让玛汀•霏侬(Martine Fougeron)记忆犹新,她正在纽约市的一家酒店给朋友欣赏自己的作品集《两个臭小子(Tête-à-Tête)》的样书。这组作品以她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为题材,是她的得意之作。不过已经有很多家出版社因为担心销量,所以拒绝了这套书,霏侬很是受打击。突然她发现格哈德•史泰德先生正好坐在酒店的大堂里面。

她也曾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史泰德先生的垂青,但是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那一刻她完全没有胆量上前。但她的朋友可没有这些顾虑,一把抓起样书就走到了史泰德先生面前。史泰德先生答应看看这本书,他一页页慢慢地看了二十分钟,一言不发。

“他看完了以后我问到,‘您感觉如何?’他说,‘这应该是本好书。’”霏侬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说,‘十分谢谢您,不过您觉得它能成为一本史泰德的好书么?’,他看着我说到,‘可以,只要你不急。’”

这就是霏侬口中她“与史泰德先生的神奇会面”。她的作品最后定名为《孩子党》,今年秋天由史泰德出版发行。极少有出版商能像史泰德先生一样得到摄影师们的敬重,他愿意出版其他人不愿意出版的书,愿意把每本书都当做特别版一样与艺术家精诚协作,而且钱在他这儿基本不算是问题。

“我把自己当做服务于艺术家理念的技工和仆人,”史泰德先生真诚而谦逊的说。但摄影师们却把他当做真正的主人。史泰德先生的出版公司位于他的故乡——德国城市哥庭根。对摄影师来说,前往史泰德庄园的旅程“就像是朝圣之旅,那儿充满创造的力量,”克里斯托弗•莫里斯如是说到,他已经在史泰德出版了两本作品。

“格哈德就像个高明的裁缝,”在史泰德出版过四本作品的罗伯特•波利多里打了这么个比方。“他盯着别人的作品,十分钟就能构思出一本书。他最喜欢的就是按照自己挑选的开本、纸张、封面等把这本书打扮得漂漂亮亮。他很清楚如何根据一本书的内容特点量体裁衣。”

史泰德出版社现在每年的出版速度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两百本,其中一百二十本属于视觉艺术类出版物,剩下的属于文学和政治。每本书,都由史泰德先生亲自参与或监督编辑、设计、扫描、修片、分色、付印等每一个环节。在大多数出版商都通过环节外包节约开支的大趋势下,史泰德依旧坚持除了造纸和装订外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哥庭根完成。“史泰德的书从不假手于人,这十根手指”——先生举起他的双手说到——“触摸过每一本离开这儿的书。我常把做书比作时装界的高级定制。”

时至今日,史泰德已经出版了超过两千本摄影书,威廉•艾格斯顿、罗伯特•弗兰克、安德烈•戈斯基等鼎鼎有名的摄影师一个都没落下。但是偶尔他也会出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无名摄影师的作品,例如本月即将出版的卢克•鲍威尔的《金色的阿富汗》和即将出版的格莱布•科索鲁科夫的《劳动英雄》等。

无论文字艺术家还是摄影艺术家,一组作品的创作动辄数年,但是“想要尽善尽美的将作品呈现于纸面,还得有人帮忙,”史泰德先生说。他觉得大多数出版商不可能提供他们想要的帮助,他们的出版流程支离破碎,完全不考虑艺术性:也许把扫描和修片丢在印度,设计放在洛杉矶,最后拿到中国印刷。

波利多里认为,这样做确实能把做书的成本降低,“但结局不尽人意。这就好比你要和无数个不同的承包商打交道,于是很容易出现误会或者是时间耽搁。”

波利多里补充到,“在和史泰德合作之前我也出过书,那是我在法国时候的事情。那些书我完全不好意思提。”

摄影师们必须亲自前往哥廷根目睹自己的著作的诞生过程。史泰德下面有45名员工,全部住在同一条街上。按照摄影师克里斯•克里普的说法,哪怕你找错了地址也没有关系。“当你进门以后,大门就在你的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你被锁在了里面,”他觉得这个感觉就好像待在潜水艇里一样。“你走进了史泰德的世界,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节奏来。”

摄影师们居住的地方被叫做半色调旅馆,那儿常年住着三到五个摄影师。平日里,史泰德先生从早上五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他希望摄影师也能够随叫随到。旅馆工作人员包括一位全职大厨,负责每天的伙食,这样一来客人们就不会到处乱跑。史泰德先生时不时会喊摄影师们下楼处理一些制作环节中的决策问题,等待召唤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打发时间,那儿收藏了数不清的摄影书。

史泰德先生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对他出版的书能从内容、叙事、结构等各方面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他能给犹豫不决的摄影师们提供各方面的建议,确保整个印刷流程进展顺利。

大家偶尔也会闹出火星。波利多里说2001年出版《哈瓦那》的时候他就曾经被扫地出门,起因是他把史泰德的平板扫描仪叫做“破烂货”,坚持要求史泰德购置一台鼓式扫描仪替代。波利多里被赶走没多久,史泰德先生就发现摄影师说的确实没错,于是又派司机去法兰克福把波利多里接回哥廷根继续把书做完。

史泰德曾经有一次和南戈尔丁闹得不可开交,他没办法用印刷机表现出南戈尔丁用彩色负片拍摄的某一幅照片中特别重要的两个颜色——橙色与绿色。“她对我说,‘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作品,所以你才没办法把它们做得更好’”,史泰德先生回忆道。他说,南戈尔丁给了他一耳光,作为回敬他把她踢了出去,并打算取消这本书。

但到底史泰德先生还是一个不愿意接受失败的人,那天他忙到很晚,最后靠对橙色和绿色油墨手工分色制版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潘通公司还没有推出六色印刷的解决方案。第二天早上把努力的结果给南戈尔丁看了以后,他们俩重归于好,这本书也得以顺利出版。

对于自己解决过如此多棘手的印刷问题,史泰德先生感到非常骄傲,他认为这归功于他对于非传统材料和手法的应用。去年秋天,他出版了安德烈•戈斯基的《曼谷》,记录了波光粼粼的湄南河的抽象影调。“我们使用了八种油墨”——全部是不同影调的灰色,史泰德先生说。画面细节印刷在一张单独的描图纸上,然后在装订的时候用胶粘在浸透油墨的画面上。但是因为油墨层包含的油分太重,所以胶没办法粘在纸张表面。抓破了头皮以后,史泰德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把所有成品全部送回印刷机多印一道三毫米宽的打底油墨边框。

摄影师马丁•帕尔同时也是摄影书领域的权威,在提到史泰德先生的时候他说,“他完全沉迷于此,没有人比他更加努力。”帕尔对于史泰德先生的制作工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对于书籍设计则毁誉参半。“有些很不错,有些要差点,”帕尔表示,但考虑到史泰德每年要出版这么多书,这也算是情理之中。

史泰德对于摄影书的态度不由得不让人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既不搞业务外包,又不像许多出版商那样向摄影师收取出版费用,而且还出版了这么多其它出版商根本不愿意碰的书,那他凭什么赚钱?霏侬的书就是一个例子,米奇•爱泼斯坦的《家族生意》是另外一个例子。他表示“这本书300多页,开本又大又不规则,还有许多不同的介质混合在一起。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可能找到一家出版商。”

摄影师们推测史泰德一直在用他从其他高端商业印刷品中赚到的钱补贴摄影书,例如说时尚大牌夏奈尔以及它们的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就是他的长期客户。但是史泰德先生表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坚持自己出版的书最终都能够赚回成本。

不过,从夏奈尔这些地方赚到的钱至少为史泰德提供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可能。“我有条件(把摄影书印刷)做到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它出版商只能坐下来盘算:我的预算够买纸么?我的预算够上精装么?我的预算能多加64页么?我从不管这些问题,我不想知道一本书要花我多少钱,我只想与艺术家们做到最好。结果你知道么,我发现不管你把多少钱从窗户里面扔出去,最后它们都会乖乖的从大门外滚回来。”

史泰德的成功之道在于他有能力赢得顶尖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信任,以及生意。德国畅销作家君特•格拉斯就是一例,史泰德先生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与格拉斯会面后,就从另一家出版商手上拿到了格拉斯所有小说的出版权,同时还出版了一本格拉斯的版画集《金•石》

他与拉格斐以及夏奈尔的关系始于1993年,当时l刚刚赢得好彩设计竞赛大奖,奖励之一包括出版一本书。史泰德是好彩的合作伙伴,那时候在摄影书出版领域还没有什么名气,拉格斐很直接了当的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得很差劲。史泰德表示他可以先送几张作品来印着试试。

自那以后,史泰德一共为拉格斐出版了八十多本画册,题材涉及建筑,景观,人像和抽象艺术等。尽管拉格斐的个人摄影作品和夏奈尔的商业作品之间关系暧昧,但谈到上述画册时史泰德先生表示,“这些和夏奈尔的广告摄影作品没有半点关系。”去年史泰德出版了《简单的黑夹克》,一本由拉格斐操刀拍摄的各路名流穿着夏奈尔经典款夹克的画册。这本书累计销量达十一万五千册,史泰德先生说。

史泰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第一次自己干起印刷,当时他委托本地一家印刷商印刷一批政治海报,结果惨不忍睹。1970年左右,他的朋友,政治艺术家兼绿党创办人克劳斯•施泰克找到他,邀请他为德国改革派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展览制作展览副本。“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展览副本,”史泰德回忆到,“但是我一口答应下来‘行’。”

博伊斯要求他把一幅照片使用硫磺印刷到锌板上,“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让硫磺附在锌板上,”史泰德说。“我完全没有头绪,只能回到家中冥思苦想,反复的尝试和测试。”他最终找到了方法,并且成为博伊斯的助手,直到艺术家1986年与世长辞。

“我曾经梦想过当一个著名的摄影师,”回忆起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史泰德先生说到。“我自己拍照片,然后把它们和布列松,沃克•伊文斯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我想:看来你没多大本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史泰德先生说,他从博伊斯那儿得到了手把手的艺术教育。“当时我22岁,不管我问他什么蠢问题他都会认真的回答我。”史泰德回忆到。博伊斯经常让他使用纸板、毛毡、牛皮纸等各式各样的非传统材料制作作品的复制品。“我用过金属,用过木头,用过塑料,用过橡胶,还用过我完全不知道用什么鬼玩意儿做成的原材料。”

史泰德先生说,那段经历培养了他对于材质与审美近乎直觉般的理解。“我曾经问过博伊斯,‘你要这些东西干嘛?’他说,‘你应该保持自己的眼界开阔。最美好最有趣的东西可能出现在大街上可能出现在垃圾堆里,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在美轮美奂的店铺里。’这段经历磨砺出我对于材料和技术的判断眼光,

史泰德最开始依靠印刷政治海报和书籍为生,然后拓展到文学类书籍,“渐渐的我对视觉类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我用自己的照片反复做了数年的尝试。”

“我开始研究如何使用回收材料制作自己的画册,如何将老式的原材料和最新的高科技材料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博伊斯。我当年怎么替博伊斯服务,今天也就怎么替波利多里、南戈尔丁、大卫•贝利等等这些人服务。”

1990年附近,他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为其它艺术家提供印刷服务。起步之初,他替泰晤士与哈德逊、史伽罗两家出版社印了一些摄影书。渐渐他也与摄影师们打上了交道,开始用自己的品牌为他们出版作品,并依靠充分展现其印刷技巧的手工样书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现在,摄影师已经在他门外拍成了长龙,每年他都能收到1200多本不请自来的摄影书印刷意向。史泰德先生表示,每本书他都亲自看过,希望发现在思路或政见上“与我心有戚戚”,或者让他感到意外的作品。这类书每年的出版量大约为三到五本,不到所有申请者的百分之一。霏侬就是少数幸运儿中的一个。“能够见识到十来岁孩子们的私密生活实在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史泰德先生说,在纽约市那家酒店遇到霏侬之前他从未见过类似的作品。

但是史泰德出版的大多数画册还是来自于业内朋友们的推荐,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来自于声名显赫的摄影师,很多人都觉得有机会前往史泰德庄园标志着自己终于达到了某个高度。

作者: Huang Y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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