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南摄影师吉姆•戈德堡(Jim Goldberg)的专题“新欧洲(The New Europeans)”最近获得了苏生计划(the Aftermath Project)的一笔奖金，该项目由两位专注于叙事与纪实摄影的艺术性相结合的两人协作发起。他们对安•托尔奎斯特(Ann Tornkvist)解释了为什么战争仅仅是故事的一半。

雅典，希腊，2003/新欧洲。在雅典工作与生活的不同移民社区。吉姆•戈德堡/玛格南图片社 

条约已经签署，士兵返回了家乡，国土也被重新划分。武器不是被销毁就是被永久的搁置。战争对于其观者而言，已经结束。而战争的后遗却不是那么容易消除。战火焚烧的枯枝不会复苏，毁坏的建筑也不会自我修复。恐惧与隔阂长久的停留在战后的土地上。出于对主流媒体一阵风式的报道的不满，艺术馆长克尔斯滕•莉恩(Kirsten Rian)以及摄影师莎拉•特瑞(Sara Terry)发起了这一组织——苏生计划，旨在资助那些关注战争之后的摄影项目(post-conflict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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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新书《东京·爱·好(Tokyo Love Hello)》发布以后，我想如果把成书过程中的疑惑、问题与思考写出来，也许会有人对此感到相当的兴趣。

作为一个摄影师，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最大限度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或是将这一感受传递给观看者？到底你想要表达什么？

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新作《东京·爱·好》的封面

手头的作品，我们应当把它们做成一本书、一篇杂志报道、一场展览、幻灯、播客、动感玛格南式(Magnum In Motion-style)的网页，或者是采用以上的几类，甚至全部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对作品产生什么影响？展览和书本获得完全不同的响应。在网页上，你可以使用多媒体的手段，而杂志则会让你的作品接触更多的人群。如果最终选择展览的方式，它会不会看上去仅仅是把书本贴在了墙上？而如果出版书籍，又会不会仅看上去是把展览放在了两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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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三英寸大小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放在黑色工作台的上面，周围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在处理一张丹尼斯·斯托克(Dennis Stock)的照片以后，他点了一支烟，把双手插进裤兜，留下一张略显凌乱的工作台。玛格南纽约办公室的暗房里，这个和裁刀、伊尔福500H多级放大机(Ilford 500H multi grade enlarger)以及数不清的珍贵照片待在一起的男人就是巴勃罗·依里里奥(Pablo Inirio)。自1992年起，他就把这儿视为自己的小天地，常常每周在此工作超过90个小时。

圣诞节的前两周——每月的摄影师碰头例会刚刚结束——这通常是暗房最忙的时候。久保田広治(Hiroji Kubota)不温不火地扣着暗房的门，里面回复到“马上就出来”。而门一打开，张乾琦(Chien-Chi Chang)就悄悄的站到了门边问个不停。每年的这个时候，摄影师们都会留给依里里奥很多的任务，面对这些任务他很少会犹豫，当然他很可能也没有时间这么做。他只是踏实稳定的遵照着自己的流程去处理，没有抱怨，也感觉不出丝毫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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